日本投降后，百万伪军去向不明。
经典老片《地道战》里，有一句台词既让人忍俊不禁，笑过之后又不禁泪目。那是在敌人入侵之际，民兵队长高传宝于大槐树下击钟示警，他大声宣告：“敌人来了，有一百多鬼子，还有两百多伪军！”
日军“山田”与伪军“汤司令”——这一对形象，源自电影《地道战》的经典截图。
伪满洲国军、伪国民政府军、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军以及华北绥靖军。究其原因，在于日本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，便是瓦解中国的统一格局，避免强大力量的出现。因此，在侵占的中国领土上，日军建立了众多大小不一的伪政权，力图将占领区切割成碎片。相应地，这些伪政权旗下也涌现出各式各样的伪军。
根据国民政府的统计，在抗战胜利之际，仅我国内地就存在118.6万的伪军。若将关外及已遭歼灭的伪军数量纳入考量，其总数粗略估计将超过200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在中国境内的日军总数仅为185万，这一数字尚包括了日本的中国派遣军、中国方面舰队以及关东军等陆海军力量。
历经十四载抗日战争，涌现出约两百万伪军。日本投降之际，这些伪军如同无家可归的犬只，被迫跟随日军缴械投降。抗战终战，日军战犯面临审判，战俘分批被遣返回国，那么这些伪军的最终命运又将如何呢？
伪满洲国军
在这四支伪军队伍中，资历最为深厚者莫过于伪满洲国军。自1932年3月1日起，伪满洲国在长春宣告成立，随即着手组建了伪满洲国军，其地位在伪军体系中堪称“前辈”。
伪满成立，溥仪前排就座。
伪满洲国军的早期阵容，源自九一八事变后被迫投降的原东北军成员，他们随后被改编重组。在经历了一番裁减与整顿之后，伪满洲国军又加入了日本强迫征召的壮丁。这些被迫投入战场的士兵，士气自然难以高涨。加之日军对中国人持有强烈的戒备心态，伪满洲国的军备和训练水平长期处于较低水平，其战斗力自然难以提升。
作战中的伪满军
伪满洲国的军队虽能在东北维持治安，但一旦遭遇强敌，其弱点便暴露无遗。1932年，当日军侵犯热河长城一线时，跟随参战的伪满军队根本无法与撤退至关内的东北军抗衡；此后，日军上山剿灭抗日联军，伪满军队与抗联交战便迅速溃败，日军对其斥为无用之辈；1939年，日苏爆发诺门坎事件，日军调集蒙古族“精英”组建兴安师，并在各级部队中派遣大量日本军官督战，却仍被蒙古人民革命军打得落花流水，仅余200余人被日军收容归队。而接替的伪满混成旅甚至发生兵变，一个营的200多人杀害了日籍军官后，投奔了苏蒙军。到了1944年末，日军从伪满军中再次抽调所谓“精锐”，组成了1.6万人的“铁石部队”，装备甚至优于华北日军，然而在华北面对八路军时，其表现依旧平庸，甚至出现了6000余人围攻八路军一个连，却让后者在夜色中成功逃脱的奇特战例。
1945年8月，苏联对日宣战之际，伪满洲国的军队总数已突破十万，伪警察的数量亦在十万左右。然而，在苏联红军的面前，这些数量上的优势显得微不足道。苏联红军势如破竹，即使是这些伪满军也难以抵挡。在乡村地区，大多数伪满军溃散后沦为土匪，而那些盘踞在城中的军队，则随着日本的投降一同沦为苏联红军的俘虏。此后，相当一部分被俘者被中国共产党收编改造，融入东北民主联军。
“铁石部队”堪称特例，早已成为军统的密切关注对象，亦乐于为自己预留退路。当苏军挺进东北之际，该部队在山海关境内迅速控制了日本籍军官，并宣告起义。随后，国民党政府将其命名为“山海关先遣军”，军队随即重返东北，准备抢占战略要地。
随着国民党军队搭乘美军提供的飞机与船只进入东北，原本在伪满军中的不稳定分子开始士气动摇。到了1945年年底，众多曾被中国共产党收编的伪满军士兵，在国民党的诱惑下纷纷叛变。我军在齐齐哈尔驻扎的一个警备旅，其1600名士兵中就有700余人投敌；而在吉林敦化，我军八个大队竟有七个半大队发生叛逃，唯有一个朝鲜族中队坚守岗位，未受影响。
在致东北局的报告中，陈云指出北满四省表面上号称拥有44000名部队，实则可供信赖的仅有11000人。林彪在电报中更是如此表述：
我军所收编的旧部，一旦与敌军接近，便纷纷叛变，投向敌方怀抱。
因此，那些所谓“中国共产党依赖收编原伪满军以壮大自身”的观点，实则混淆视听。事实上，被收编的伪满军中，大部分投向了国民党，而一小部分则因叛乱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。1947年7月，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所收编的伪满军警已超过十万人，他们被编入了13个保安区，随后又组成了12个暂编师，分别以暂编30师、暂编50至60师的番号混入国军，参与内战。
再多的番号也没用。1947年秋，暂编51师师部被解放军歼灭，番号被取消，剩余兵员被拆分；1948年2月，原“铁石部队”组成的暂编58师在营口起义，被整训改编后加入人民解放军，后来入关追歼国民党残敌；在1948年底的辽沈战役中，剩下的10个原伪满暂编师全被歼灭，曾经的伪满军主力至此烟消云散。
伪国民政府军
在众多伪军之中，汪精卫所辖的伪国民政府军无疑可称得上最为正宗。
1940年，汪精卫在日军的刺刀胁迫下，上演了一场名为“还都”的闹剧，于南京就任伪国民政府主席，彻底沦为了汉奸。在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的过程中，汪精卫因未能掌握军权而吃了大亏。如今，他凭借着汉奸的身份掌握了实权，自然对军权倍加重视。为了扩充军队规模，汪精卫大力招揽国民党军队中的将领，吸引了众多原本不受重视的国军将领率部投诚。此外，他还从被日军俘虏的国军中挑选士兵，并收编了一些旧日的伪军，在此基础上，建立了自己的“和平建国军”。
和平建军阅兵
为与蒋介石争夺正统，汪精卫政权的很多元素都是在原国民政府基础上改造的。比如“国旗”，就是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加个黄色小三角，写着“和平反共建国”六个字；军旗则是给上边加个白色十字贯穿中央。时有歌谣讽刺道：
“国旗何须辫？空前之奇观；令全球蒙羞，千年恶名传！”
伪军旗“辫子”形
得益于日本人的鼎力相助，汪精卫在组建军队的过程中进展颇为顺利。根据国民政府军政部的统计数据，至日本投降之际，“和平建国军”已扩充至65万之众，主要由六个方面军组成，协同日军对浙江、安徽、江苏等辽阔区域实施控制。
国民政府对于这块诱人的肥肉早已觊觎已久。自1944年冬日，日本败局已显，蒋介石便提出了“我军反攻在即，对伪军的策反应有统一策略”的构想。这块肥肉亦是对国民政府投怀送抱，汪精卫于1944年11月病逝后，其继任者陈公博便以“反共”为幌子，高喊“无论时局多么紧迫，和平反共救国的方针不可动摇”，以此抬高自己的地位。
随着日本投降的降临，陈公博径直向蒋介石发出密电，恳请他下令将伪军各部“一律赋予国军番号”，以避免共产党军队接管。蒋介石对此并未推诿，于1945年8月10日至11日，接连发布三道命令。他指示各战区“以主力部队挺进，解除敌军武装”；同时命令“各地伪军，应就地驻防，负责维护地方治安”；并对八路军及所有抗日军队下达指令，要求“原地驻防待命”，那些处于各战区作战区域的部队，更应接受各战区司令长官的管辖，不得擅自行动。
陈公博
经过一番精心编排，汪伪政府的六个方面军均换上了全新的称号：
伪第一方面军，经国民党第三战区收编，更名为“南京先遣军”，浩浩荡荡返回南京城。然而，蒋介石虽欲扩充兵力，却无意留任军官，任援道虽短暂担任“南京先遣军”司令，最终还是被调任，沦为无实权的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。无奈之下，任援道只得倾囊赎罪，携家带口逃往香港，再迁至加拿大，总算得以善终。伪第一方面军的士兵们，大部分被编入国军第71军，他们在东北的多次战役中屡遭重创，虽经重建，最终还是于1949年11月在广西覆灭。
伪第二方面军，改编为“先遣第二路军”，仍旧驻守苏北，静待国民党的“接收”。然而，驻此的新四军并非易与之辈。1945年11月，该军的主力——第一军，在盐城被重重包围，经劝说后于战场举行起义，最终被整编入新四军，终得圆满结局。
伪第三方面军最初被重组为“先遣第四路军”，继续在山东境内活跃。然而，至1945年底，该部在八路军的有力打击下，损失惨重，被迫进行改编，更名为山东保安第二纵队，随后再被整编为整编第96军。1948年9月，随着解放军攻城炮火的轰鸣，该部在济南战役中战场起义，有力地协助了解放军达成“攻下济南府，生擒王耀武”的战略目标。随后，该部改编加入解放军，并参与了渡江战役，最终将胜利的红旗插上了总统府。
伪第四方面军改编为“新编第三路军”，其司令张岚峰更是有幸受到蒋介石的亲自接见，并荣幸地与他共进午餐。1946年5月，深受蒋介石赏识的张岚峰率领部下向即将解放的区域发起进攻，但遭到重创，其大部分部队被消灭。随后，他率领的部队被缩减为“保安第三纵队”，于1947年1月被解放军围困并最终被歼灭，张司令本人也被俘虏。最终，他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病逝。
汪伪第五方面军的待遇相对优渥。司令庞炳勋游走于两派之间，与蒋介石关系密切，因此当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，该部队随即被改编，成为“华北先遣军”第一路军，最终在解放军的攻势下被彻底消灭。而第六方面军的司令则被纳入新编第四路军的编制，其首领孙殿英，曾因炸毁慈禧陵墓而闻名，其部在解放军解放河南汤阴的战役中覆灭，孙殿英本人亦沦为战犯，最终在狱中离世。
先前已提及，汪记伪政府在其组织架构上刻意效仿国民政府，其军队亦然。举例而言，国民政府财政部曾拥有一支装备精良的税警总团，而汪精卫的得力助手周佛海亦仿照此模式建立了伪税警总团，并牢牢掌控在手。有了军队，便有了谈判的筹码，周佛海凭借这支武装力量及伪上海保安队等，一度占据上海。抗战胜利后，蒋介石任命他为上海行动队总指挥。然而，他的荣光并未持续太久，在全国人民惩治汉奸的强烈呼声中，他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，最终在狱中病逝。而伪税警总团，则被军统改编为特别行动队，最终在解放战争中随军统一同覆灭。
在抗战胜利的曙光初现之际，约有千名伪税警总队成员驻守于东海县，他们毅然宣布脱离伪军，举起义旗。最终，这支队伍被改编为新四军的一个团，为“税警总团”这四个字画上了最后一笔光辉的句点。
华北绥靖军、伪蒙军
自1936年起，致力于蒙古独立事业的德王，在日方顾问的协助下，于现今的内蒙古中部地区建立了“蒙古军总司令部”。同时，他每月从关东军及伪满洲国那里获得30万元的资金支持。资金充裕，招募士兵自是轻而易举，短短四个月间，德王指挥的军队便扩充至1.3万人之众。
投靠日本的德王
赋予蒙疆政权在内部事务上的自治权限，同时确保其作为中国联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防止其演变为名义上的独立实体。该政权所辖区域涵盖内蒙古的西部地带以及察南、晋北地区。
即便德王心中极不情愿，他亦不得不将南京的汪精卫视为正统，其办事处只能悬挂“蒙古联合自治政府”的牌子。汪精卫沦为日本的傀儡，而伪蒙军则更是傀儡之下的奴隶，地位更显低下。
这批伪蒙军无需向汪精卫进行汇报，其直接向日本驻军汇报。然而，日本驻军对其缺乏信任，因此伪蒙军的规模始终受限，仅维持在一万余人。进入1944年，随着日本战局日益不利，德王竟然与伪满洲国的蒙古武装展开勾结，意图在日军败退之后，共同实现统一，以期达成真正的独立。
待日本败局已定，此剧的舞台便不再属于伪蒙军。1945年8月8日，苏联正式向日本宣战，苏联红军在挺进伪满洲国的过程中，亦派遣一路军队进攻日本在蒙古的驻军，势如破竹。与此同时，八路军亦未懈怠，8月23日，晋察冀军区的部队发起反击，迅速攻克张家口，与苏军在张北地区实现了胜利的会师。
德王流亡至北平，后辗转至抚顺战犯管理所。待特赦获释后，他成为了内蒙古文史馆的馆员。至于那一万多名伪蒙军，原本就微不足道，在苏军与八路军的合力围剿下，它们如尘埃般消散于历史长河，再也无法掀起任何风浪。
伪蒙军之外，同样隶属于奴才行列的，还有华北绥靖军。这支军队亦被广泛称为“皇协军”，在众多抗战剧中，它总是扮演着令人不齿的丑角角色。它源自汉奸殷汝耕所辖的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”的军队，以及齐燮元的绥靖军，并于1943年正式更名为华北绥靖军。阎锡山麾下的两个师亦携带武器归附，导致军队内部分化为晋绥系和绥靖系两大派别。
影视剧里所呈现的华北伪军形象。素材源自电视剧《地下交通站》的精彩截屏。
这支华北的伪军主要协助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展开“扫荡”，而国民党方面对其并未抱有强烈的敌意。随着抗战的胜利，华北伪军纷纷回归各自的原属势力。绥靖系的部队被国民政府改编为“华北先遣军”第九路军，而晋绥系的部队则重返阎锡山指挥之下，进而转变为中国的正规军队。
1945年10月，昔日华北的伪军部队竟然参与了日军华北方面军的投降典礼，这一幕成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奇观。鉴于华北伪军地处解放区附近，其覆灭亦较早，随着解放军的南征，这些部队亦陆续被逐一消灭。
番外篇：日伪军？
伴随着日本的投降，一个颇具特色的现象随之浮现，那就是部分日军选择继续留任，为国民党政府效力。在当时中日两国敌对的状态下，这些日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作广义上的“日本伪军”。
日寇分子之所以能沦为伪军，背后实则有着双方的默许与支持。在日本方面，冈村宁次在投降不久后便受聘担任国民党政府的顾问，为其内战策略献计献策；而国民党方面，亦意图借助投降日军的实力，双方一拍即合，将投降日军卷入国共内战，从而留下了一段荒诞不经的历史篇章。1946年1月，国民政府先后发布了《中国境内日籍员工暂停征用原则》和《补充日籍人员征用规定》，试图以此合法化留用日军的行为。
冈村宁次
侵华日军罪孽深重，其留用计划一经公之于众，即引发了公众的极大愤慨，也令美国方面感到震惊。国民政府的此番举动并未得以实行。唯独阎锡山坚持己见，历经波折，勉强保留了几千名日军，组成了所谓的“第十总队”以对抗解放军。更有甚者，他甚至将日本武士作为自己的护卫，宣称一旦太原失守，便让这位忠心的武士了结他的性命。
当时，解放军内部亦不乏日军战俘，他们自称为“日本八路”，然而二者实不可同日而语。共产党倡导来去自由，而“日本八路”均为自愿留下，或因在侵略战争中深感战争的残酷，或因在东北解放后认清了自身也处于被压迫的境地。相较之下，阎锡山留下的那批人则是受惠于高官厚禄，再加上日军军官的诱骗，这两者之间，可谓是志愿军与雇佣军的本质区别。
雇佣军固然不敌志愿军，更无法与解放军抗衡。1948年7月，解放军在晋中战役中，经炮火洗礼后，展开激烈的白刃战，彻底消灭了第十总队这支雇佣军。其指挥官元泉馨在遭遇刺刀的创伤后，心中满是绝望，最终在极端的要求下，由其副官亲手结束了他的生命。
此役过后，太原的解放已无悬念可言。而那位曾雇佣日本武士担任警卫、誓言与太原同生共死的阎锡山，在太原宣告解放之际，却终究还是乘坐逃亡的飞机离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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